人权观察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的文件
关于儿童获得司法救助和有效补救的权利的第27号一般性意见
2024年8月23日
人权观察(HRW)欢迎有机会在儿童权利委员会起草关于儿童诉诸司法和有效补救的权利的第27号一般性意见时提供投入。[1]
人权观察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对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监督和报道。人权观察记录了包括女童和残疾儿童在内的儿童在诉诸司法和获得有效补救方面所面临的障碍。
我们在本意见书中注意到残疾儿童面临的现有障碍以及残疾女童和残疾儿童所遭受的独特歧视和排斥。
一、定义与理解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7条第1款要求缔约国确保残疾儿童能够在与其他儿童平等的基础上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2]
2。妨碍诉诸司法的障碍和有效补救措施
残疾儿童在诉诸司法方面面临许多障碍，包括成年后被剥夺法律行为能力、被收容、经济状况、司法系统内缺乏程序性或合理的便利，以及独特的社会文化障碍，这些障碍阻碍了具有多重身份的儿童在司法系统内接触司法系统并获得公正的补救，包括污名化和残疾歧视。
A.吉尔吉斯斯坦的制度化
据估计，数以百万计的智力和社会心理残疾者，包括残疾儿童，被安置在机构中。这是她们获得正义的障碍，因为机构设置限制了她们进入社区，包括报告虐待的机制。[3]
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寄宿机构和特殊学校的残疾儿童没有真正的保护措施来防止身体或心理暴力。[4]人权观察所访问的机构既没有儿童申诉机制，也没有保密机制，造成这种虐待行为不受惩罚的重大风险。在一些机构中，儿童被禁止在没有工作人员监督的情况下与父母或监护人联系，工作人员对保密申诉机制的必要性不屑一顾。向机构工作人员报告虐待行为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机制，因为工作人员本身可能就是虐待行为的肇事者。
根据吉尔吉斯法律，儿童在没有其法定代表的协助下，不能独立地对另一个人采取任何刑事或民事诉讼。他们的法定代表可以是父母、养父母、监护人、照顾者或负责照顾儿童的组织代表，如机构工作人员。儿童对法院认定谁为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发言权，只有当儿童是施虐者而不是受害者时，法律代理人才能因利益冲突而被从案件中除名。
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风险，福利院的儿童的监护人要么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要么是他们可能无法定期联系的父母，他们几乎没有防范潜在虐待的手段，也没有保密的渠道来报告任何虐待或忽视。这对残疾儿童来说尤其严重，他们可能需要适合其具体需要的无障碍申诉机制。
B.肯尼亚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实际障碍
在肯尼亚，人权观察记录到，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被迫呆在家里的女孩遭受了更严重的性暴力和身体暴力，在2020年3月至4月封锁的头两周内，报告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的电话增加了惊人的301%。[5]人权观察发现，肯尼亚严重缺乏庇护所、安全屋和支持中心，包括为基于性别的暴力幸存者提供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案件管理和个性化、持续的社会心理支持服务的基础设施。
C.肯尼亚司法系统内的滥用行为
肯尼亚当局没有评估在疫情期间采取封锁措施对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增加的风险。[6]尽管肯尼亚警察当局在警察局设立了性别问题办公室，但人们发现警官对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幸存者进行污名化，缺乏相关培训，并且在处理这些案件时疏忽。人权观察还注意到，警察经常要求贿赂以执行其工作的基本职能。肯尼亚警察和其他国家安全人员一直是严重侵犯人权的主要肇事者，并涉及许多强奸和其他性暴力案件，包括男孩和女孩，特别是在危机时期。[7]很少有警察和安全人员受到审判。结果，这些经历导致幸存者形成了一种印象，即警察不可信任，那些负责性别事务的人不会帮助他们。[8]
D.基于性别的歧视和排斥以及缺乏程序或合理便利
残疾妇女和女童尤其难以获得司法救助，因为她们的残疾和性取向使她们蒙受耻辱。有社会心理或智力残疾的女孩往往因为独特的性别原因(如害怕性暴力)而受到限制或被收容。[9]印度加尔各答一家夜间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告诉人权观察，由于担心有社会心理或智力残疾的妇女在家时容易成为性暴力的目标，家庭往往更愿意把有社会心理或智力残疾的女儿留在他们认为安全的机构中。[10]尽管有这种通过收容来保护残疾女童的理由，但她们面临着收容机构内部发生暴力和进一步剥夺自由的新风险。
封闭的机构环境使残疾儿童孤立，使针对他们的暴力和虐待行为难以发现和报告。在性暴力事件中，残疾女童在报告和对其刑事申诉进行登记和调查方面面临障碍。对于有社会心理或智力障碍的女孩来说，这个问题往往更加复杂，因为警察往往不相信幸存者说的是真话，也不相信他们能认出袭击者。[11]她们还面临着医疗和法律专业人员缺乏认识和偏见的问题，他们往往不相信她们的说法，特别是关于性暴力的报道。[12]
对残疾女孩的污名化和指责受害者可能表现为对性欲过度或无性恋的破坏性刻板印象，这可能对她们在性暴力案件中诉诸司法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包括使她们的陈述因残疾而不可信。[13]对印度上诉法院判决的审查发现，有系统地无视和贬低残疾妇女和女孩的证词。这种贬低根植于证据标准中，这些标准定义了证人的能力，并规范了无法说话的证人的证词。[14]
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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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儿童权利：法律途径与救济措施》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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