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学”的新视角
包佳道
在研究宋代的“名学”时，我们常常发现，过去的学者对这一领域关注不多，甚至有些贬低。比如，胡适主要关注先秦的“名学”，对宋代的程朱“格物”方法只字不提，认为它缺乏系统性，只停留在伦理和政治哲学的层面。虞愚在《中国名学》中也只提到程颐和朱子，指出他们的“格物”说大致上类似于归纳法，但并没有明确的步骤。李匡武和周云之等人在《中国逻辑史》中简要提到张载的“穷理”和程朱的“格物致知”，认为这些方法中包含了一些逻辑因素。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传统认识论受到了很大挑战，中国哲学中的旧“名学”也开始受到重新审视。藤井伦明认为对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解不足，转而从功夫论的角度进行解读，而倪培民则从功夫的视角纠正了对程朱“格物致知”的知识化理解。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在新“古今中西之变”背景下，宋代儒学如何将名教和名言方法结合，形成一种“新名学”。
宋代儒学的复兴
在宋代，儒学面临着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同时汉唐时期的经学也逐渐衰微。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张载坚守“儒者自有名教可乐”的信念，尤其在“名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打破了汉唐“名”的政治化和经学化的局限，开创了更为注重“名”的德性化和义理化的宋代“名学”。
“名”的德性化
张载在名教方法上强调“名”的德性化。他认为，命名的基础在于“性与天道”的形上根基。他说：“不闻性与天道而能制礼作乐者末矣。”这意味着，只有理解了“性与天道”，才能制定出合适的礼乐和名教。他进一步指出，命名是基于形上德性本体的具体现实，强调没有形上德性本体，就无法产生可命名的具体事物。
在用名方面，张载认为，名的使用应该指向德性化的名教。他提到，学习经典的言辞可以帮助我们明理和养德，从而实现儒家的“德性化”名教。
“名”的义理化
除了德性化，张载还强调名言方法上“名”的义理化。他指出，言辞是用来表达变化之理的，命辞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具体现实表达形上的道理。他提出了一些命辞的进路，比如实指事异名、德出而异名等。
在释义方面，张载强调“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即求真相。他反对主观相对性，强调客观唯一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参详比较，才能深入理解义理，而不应执着于文字。
宋代“名学”的理论审视
张载的德性化和义理化倾向与二程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强调命名应基于“性与天道”的德性本体，并且在名言方法上也强调“名”的义理化。张载和二程开创的“名学”在南宋得到了广泛传播，胡宏、朱熹、陆九渊等人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通过强调孔孟思想中的形上论和方法论，宋代“名学”将汉唐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建立在“性与天道”的德性本体之上。这不仅批判了佛道的“名学”，还弥补了汉代“名学”的不足。
随着近代西方知识方法的引入，旧“名学”常常被视为科学进步的障碍。然而，在当今新“古今中西之变”的背景下，我们重新审视这一传统，发现其蕴含的整体生机主义、人与世界的互动等思想资源，实际上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作者系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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